又到一年毕业季，是谁与你共同度过人生最灿烂的日子？又是谁成为你终生的“小伙伴”？又甚或是你事业上忠实的盟友和伙伴？
在如今各种关系圈中，同学是一个被广为认可的信任纽带，一起同过窗，成为很多商业合作中重要的基础。同学间的合作，有欢乐，也或许会有摩擦，有成功，也或许有坎坷，一起经历风雨，一起分享成功，正如毛主席诗词所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通往事业成功的路上，年少轻狂，有理想，有追求，也有辛勤的汗水。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 ｜本刊记者 修思禹 李健
编辑｜朱雪尘
图 ｜本刊记者 孟杰 梁海松
有些路，只有同学陪你走过
口述|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少雄
早在1995年，七匹狼就推行专卖店营销和代理制商业模式。其实在那次创新模式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做品牌的人都知道，好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品牌增光添彩，反之则可能让苦心经营的品牌毁于一旦。和所有创业者一样，同学自然是我最好的资源。
1981—1983年，我在福州读中专，那时我还不到20岁，正是贪玩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年纪。和我住上下铺的同学，也是我们班的班长。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那时，我就很欣赏他，觉得他风趣又聪明，而且是文武双全的人。他可以和两个人同时下象棋，而且他下的是盲棋，完全不用看棋盘，就能让两个对手片甲不留。他还会打拳，每天晚上教我们拳法。
这样的人，自然是合作伙伴的首选。当时，他在一家新华书店当经理，生活安稳，平淡。却也很羡慕我下海之后的精彩，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很快，他就成了我福建分公司的代理商。这一合作，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角色也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上学时，他是班长，是我的领导，现在我是老板，是他的领导。但这种角色的转换，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容易交流。同一件事情，和别人我可能要用十句话说明白，和他我说一句话，他就能完全理解。偶尔，我们也会对彼此有抱怨，但很快就会理解对方，这种默契，也许只有靠时间的积淀才能培养出来。至今，他仍然是我非常信任的人。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但也有很感性的一面，这一面，同学可能会看到更多。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家都不再是当年那么单纯的毛头小伙儿，生活阅历的不同，也造就了每个人心态的不同，有些同学也会渐行渐远。但我总觉得同学的情谊，在某种程度要超越其他的友谊。因为有一些路，只有同学陪你走过，有些回忆，只属于同学间，无可替代。
现在有的时候想起上学时，和同学们一起练气功，幻想有一天功力无边的情景，我还是会忍俊不禁。
因为对同学情的怀念，在我去读了商学院的时候，对同学间的友谊也更加珍惜。商学院的同学，虽然青涩不再，但大家建立在同样的见识，思维形态中，交流起来更加直接，话题也更多。只是，当年读中专时，那种和同学吃个面条就已经觉得很幸福的感觉，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长歌当哭的岁月认识你
口述|万宝盛华集团(中国)董事总经理 张锦荣
记下这些文字不是给别人的，是为了保留一些历史。只为把个人的记忆告知年轻人。
我和董保华是在上海市崇明县东风农场插队时认识的。当时想搞创作，正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作家郭卓和老编辑欧阳文彬到农场来，组织一批知识青年成立了“上山下乡创作集”小组。从全国知青中找了一些具备写作能力的年轻人集体创作，当时有两个创作据点，一个是在农场，另一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绍兴路宿舍。
当时小组里的每个人都要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创作集里，我和董保华才华最浅，两人合写了一篇小说，最后竟为谁的署名在前争吵起来，框架是他的，文字却是我的。最后我妥协了，因为他当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经常在他家讨论小说的创作，激动的时候彻夜不眠。正所谓“拿别人的手软”，我最后也不好再和他争了。
现在看来，这个班确实出了几位文学大家，叶辛、蒋丽萍、张抗抗当时都在这个班上。就连我这个创作班上唯一不成器的，最没有才华的一位，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和记者。
1977年恢复高考，农场成立了一间高考办公室，并任命我为副组长，这相当于现在的机关干部，很是威风。高考，是当年这些知青离开的唯一出路，我作为小组长，组织大家学习，拿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东西，做考题分析。当时我和董保华还做了10篇腹稿，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式，告诉大家如果这么出题该怎么写文章。有一点现在老师押题的意思。
恢复高考后，我和董保华都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后来我和董保华的联系不算密切，但始终不能相忘。那个年代物质贫乏，环境把生命变的苍白，我们身边没有依托，没有家人和师长，只有彼此照顾。生命简单到吃一口饭，穿一件衣，像痴子一样疯狂热爱文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心灵也变得开阔，没有阶级，真诚纯净。回到上海之后这些再也找寻不到了，说起来，我们更像是战友情谊。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当编辑的时候，有一次，董保华想要评讲师。写了7本小册子，没有地方发表，就来找我。我一边敲打他，却一边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人帮忙。不过最后还是没能发表，总编辑说写的不深刻。当时竟也没想到，董保华现在是我国《劳动法》的著作者，称得上法律界的泰斗。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请他帮忙的事。董保华这样地位的人，在听说我想请他帮忙写一份劳务协议的时候，竟然提出亲自来考察，并且当天一大早，我还没有到公司，董保华已经带着两名研究生等候在门口了，又一直考察到很晚才回去。后来这份规定很多企业都拿去做蓝本。
他是一位斗士，毕生没有惧怕同违法现象作斗争，在法学界公信力很大。现在这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会讲良心话的，但是董保华却会。就像当年插队的时候，他的衣衫、床铺都是干净整洁的，跟他的为人一样，干净正直。
对那段特殊的岁月，回忆起来夜不成眠，故人亲切如昨，俱往矣。
（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
不可能是别人
口述|北京业之峰诺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钧
40岁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当时业之峰出现亏损，我调整战略，却几番周折都不得力，我一个人撑着公司，很疲惫。我需要一位CEO，蔡旸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我和蔡旸从小拉拽起来的友情，在商场上叠加，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很美妙的。除了蔡旸，没有人能和我互补的这样好，发小40年，意见不合我们会吵架，但吵架也是有效的，别人不可能做到。
中学的时候他学习好，是学习委员，我是班长，经常带着大家搞活动，有一次班委在一起为班会做准备，我说把主题定为理想吧，蔡旸就反驳我，批评主题太空。我说理想伟大，他就说要理想干什么呀，往前走着，总能行。
业之峰是我带领一群热血青年，敢闯敢拼，不怕输。从3000万到3个亿，弹指一挥间就做到了。但按着这个模式一路发展，我忽略了公司的结构，骨架是松的。蔡旸进行考察之后，制定了严格的七人常委制，不再是我的“一言堂”，而是代表了各方利益。这种科学的机构使我们少做了好几件错事。我在清华读EMBA时的导师宁向东说过：“不做错的事比多做几件对的事还重要。”
除了制度，股改也是蔡旸操刀。他建议把股份分给更多的人，给的多，给的便宜，大家都不忍离去。外界说玩笑话，觉得业之峰这几年像打了鸡血似的，我说三年如此，就不是鸡血，是机制。
这之后，营收稳步上升，业之峰走出亏损。短短几年，营业额就从4亿发展至20亿。我常说，蔡旸和我一文一武，他冷静，我勇敢。他沉稳，拽着业之峰的各个条块进行落地。但也是我的拓展，使业之峰迅速扩展。
在北京开大店就是这样的例子。有一次我和蔡旸到京郊爬山，途中说到在北京开店的事，蔡旸认为一个店做精做细就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做商业，布局很重要，三个店的销量会让材料商对我们的重视度不一样。我们不能互相认同，越说越僵，终于在半山腰谈崩了。蔡旸一甩手下山了，我也不回头的向山上去。半夜睡不着，一个人去公司，推开门发现蔡旸也在。我们拉了椅子坐下来谈，天开始亮了，他才终于接受了我的方案。事实也证明，“三足鼎立”的布局，稳占了北京市场。
后来我提出“百城百店百亿”的口号，蔡旸说没必要谈百亿，做得好，自然就有。这稳当劲跟他中学时候一样。
其实我最开始邀请蔡旸的时候，不是来当CEO，而是请他来帮我找CEO的。当时他刚离开一家房地产公司，我打电话请他来帮忙。我们在纸上描摹一位理想的CEO画像，每天就按着这个画像找人，每找一次，就描的细一点，找了半年多也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一天我看着蔡旸突然觉得，纸上的人怎么跟老蔡这么像呢？
就这样，他才从我的同窗，变成我的CEO。
（采访|本刊记者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