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2010年判断：中国房地产已经失去了投资价值，并认为中国的房价“全世界最离谱”、“价格无法继续上涨”。
他的预言似乎早了一点，中国房地产如今才有了一丝冷却的迹象。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学术地位——奥利弗·E·威廉姆森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认为他“在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威廉姆森获奖时的年龄要比罗纳德·科斯年轻4岁，而后者在年纪轻轻时便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假说，推动了一个学派的发展。只不过在许多年以后，学界才认识到这种分析对象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认为，正是威廉姆森的声音，让学界重新发现了科斯和他的理论，另外，他也是首次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命名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
近几年，威廉姆森在中国也“火”了，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人们越来越关心“制度”对于市场发展的影响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眼下关于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动作，都可以从对“制度”的分析中找到对应的答案。
重新发现科斯定理
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也称“旧制度经济学”）更像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偏门”，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尽管已经开始关注“交易”本身，且这种描述颇具洞察力，但似乎没有人将它看成是经济学，学者们觉得这样的方式更接近社会学。
“制度经济学由于未能成功地推动大量提供预测与经验检验的实证研究，主要被归入思想史范围。不管有多少忠实的拥趸，制度经济学仍谈不上成功。”威廉姆森曾指出。
反观历史，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水岭是科斯的理论。
尽管科斯在1937年就在其《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企业到底为什么存在？随后的20多年，这样的理论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科斯假设的“交易成本”也无法纳入真正的经济学分析当中。
威廉姆森曾经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显然，无摩擦力的物理世界并不存在，同样，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假设之下讨论市场中的活动也并无太多实际意义。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交易经济学的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了无交易成本的假设，此后“新制度经济学”才真正开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威廉姆森的研究之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总结了科斯和肯尼斯·阿罗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的研究之后，通过对不同的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了企业和市场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制度问题。
“他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由哪些因素决定。交易成本只是一个概念，威廉姆森将这个概念具体化。”曾与威廉姆森共事多年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这样评价。
除了研究经济学理论之外，威廉姆森之所以能够“脑洞大开”，还在于他的跨学科学习经历。思想史仿佛又轮回了，这似乎又回到了旧时代的制度经济学——例如凡勃仑或者康芒斯，杂糅了很多非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他对契约的分析，法学的基础功不可没。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认为，威廉姆森系统地推广了科斯定理，“科斯的理论如果不好好宣传就被埋没了，是威廉姆森大声疾呼大家来讨论这个理论，并把它系统地体现出来了。”
“我的目标就是研究公司组织，而且，我试图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威廉姆森曾这样说道。
“当时（威廉姆森）的博士项目非常特殊，他是研究三个大领域的组合，这在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太存在了，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钱颖一在一次与威廉姆森的对话后评价道。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当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部件来支持它的生产活动时，它可以外包，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么，企业的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呢？
威廉姆森试图通过研究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及他们的优势和弱点来给出答案，“这就是我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研究工作，一直延伸到今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对《英才》记者称，以科斯、威廉姆森观点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般理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改革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交易成本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产权的界定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威廉姆森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其中包括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和专用性资产等四个因素，会相互影响并表现为大幅度提高综合性的市场交易费用。
倘若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很高，就以为着需要通过将这个过程转化到企业内部，从而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刘迎秋认为，国有企业目前的交易成本要远高于民营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产权边界不够清晰，“如果产权不清晰，那交易就可以不计成本。”
按照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保留国有独资形式之外，其他应发展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除了在产权和激励机制方面更加市场化，这样的改革方向也在使国有企业的边界变得清晰。
对于企业有效性的分析，威廉姆森认为激励、控制和“内在结构优势”是组织（包括企业）能够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特征。显而易见，这三种因素也是互相作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企业不断进行扩张的原因——降低交易成本。
可组织也并不是万能的，“既可以产生效率，也可以产生无效率”，而威廉姆森通过对组织和市场的深刻研究，提出了交易类型和组织之间最有匹配的模型，并指出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是根据具体的交易技术结构和组织形式不同组合而定的。
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因素决定最有效率的交易应该通过市场还是组织内部来完成，换句话说，是交易决定了企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