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奠基人……被如此之多光环围绕着的本应是经济学史上留名的“巨匠”，然而他的名字却被历史沉淀，变得模糊。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个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秩序奉献丰硕的“无名之辈”终因对待苏联的暧昧，没有笑着走完这一生。
犹太人怀特
哈里·怀特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他是一个犹太裔立陶宛家庭中的第七子。颠沛流离加之家里人口多，哈里的父亲、一家之主雅各布的日子可想而知，而彼时这位年轻的雅各布也只有25岁。
与很多同胞背井离乡的情况不无两样，哈里出生4个月后。为逃脱俄国沙皇的大屠杀，哈里一家人来到了美国波士顿，蜗居在喧闹的出租区，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店，勉强维持生计。
与多数明星经济学家的“天才”轨迹不同，哈里的成长并未伴随着骄人的成绩，也没有老师为其冠以不凡的标签。性格内向的哈里似乎只在那些小混混眼中有着存在的意义。小学到高中的日子里，父母相继离世。在进入大学后，平庸的校园生活又令哈里决定提前结束学业。
随后，一战爆发，哈里报名参军，其军旅生涯也是乏善可陈。已过而立之年的哈里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庸庸碌碌不得志。此时，他决定重归知识的怀抱，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老男孩”逆袭的故事才有了可能。
哈里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攻读政府学、经济学，最终在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并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西方英雄
开窍了的哈里终于得遇贵人，虽然在教学治学上，哈里并未有特别“高光”之处。然而，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强于常人的公民意识却引领他不断靠近“罗斯福新政”。
1934年，雅各布·维纳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位弗里德曼的老师是时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顾问。哈里随即奔赴华盛顿，履新前他甚至不知道薪水是多少。然而正是这一决定，使哈里踏上了成为“西方英雄”的坦途。
来到财政部后，哈里平步青云。他对经济政策的见解满足了罗斯福时期对内对外经济诉求，即最终避免主要经济大国之间再度出现竞争性货币贬值局面。
哈里的逻辑是将内外政策进行捆绑，即国内政策的方法“有赖于”国际政策的方法，且两者“相互影响。整个计划必须被视为一体，而非两个单独的计划”。哈里强调“国内货币问题和国际货币问题，国内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是不可分割的。
“美国经济能否走出大萧条，将依赖于国际货币能否恢复稳定。”哈里曾这样说。由外而内实现路径的方法就是确立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强化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地位。
战争为美国带来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慷慨激昂的演讲让美国强势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大发战争财，在战后拥有了全球黄金储备的75%。
时间来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美英的角力中诞生，哈里代表战争得势的美国阵营，他极尽所能，战胜了时任英国经济顾问凯恩斯。
毫无疑问，哈里主导设计的战后金融体系能加速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由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举，哈里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的“英雄”。他的美元“中心论”受到罗斯福的极力吹捧。
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它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国际金融旧秩序，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新的金融体系为西方资本国家主导20世纪并赢得冷战铺平了道路。
“间谍”迷案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位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IMF的西方英雄却陷入了“间谍”悬案中。
对苏联保持的暧昧态度贯穿了哈里人生的始终。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哈里与苏联官员会面，又将战后处置德国的“摩根索计划”提供给苏联。这一系列的行为，让哈里被扣上苏联“间谍”的帽子显得合乎情理。
实际情况是，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对其“变节”的行为莫衷一是。因为哈里在政治经济上的公开论点主流、进步，坚定奉行凯恩斯主义。这与亲苏的作为显然大相径庭。
有观点认为，哈里“亲苏”只是出自对苏联模式的认可以及对美苏联手的憧憬。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本·斯泰尔在普林斯顿发现了哈里的手写笔记。
他在笔记中勾勒了一个理想中的战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将取代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哈里坚持认为西方妖魔化苏联，他渴望美国同其共产主义对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从而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追根溯源，一份1939年3月的备忘录就显示哈里很早就形成美国需要与“世界上另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苏联开展紧密合作的想法。
哈里预言，“改变将朝着增强对工业控制、增强限制竞争和自由企业活动的方向迈进。”最终他得出了如此结论：“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首个例子，它行得通。”
不少哈里的拥趸认为，哈里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信奉者，他只是想让美苏进行合作，使苏联融入到他所设计的全球经济体系中。
虽然哈里一生致力于巩固西方资本主义，但他相信，“广泛地监控资本的流动，无论是流进还是流出，应该成为战后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哈里曾对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结果”哀叹不已。他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状态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导致分裂的因素。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被夸大了。”
如果放在以上的语境之中，哈里的种种“变节”行为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