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县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
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定决心，要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进行改革，以解脱困难。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给陈光扣上“陈卖光”的帽子，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做一次改革报告。
我讲完后有一位同志起来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
我看到一个对300名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国家工厂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
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以上两件事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完全搞清楚。总认为，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显然，如果烟草国营就是社会主义，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
恩格斯还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争，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能是社会主义的步骤。否则，海外皇家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上世纪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资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应该是常态。但我们有的同志习惯于国有资本固化，一说要退出就认为这不是搞社会主义了。
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国有资产只有在流动中故意低价贱卖或权钱交易，不仅是流失和浪费，而且造成贪污，在改革中，要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