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它的产生，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在古代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的制度。
第二个原因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向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这样说：“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
第三个原因则是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薄俸薄到无
不仅大部分王朝都采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 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100多年无俸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他制定的俸禄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
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
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低薪制的两个结果
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但对这个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是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手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当然就不可避免。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
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
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贪污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腐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