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有耐心读书？又有多少人有耐心著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用了3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最新的作品——《郑新立文集》。在这部文集中收录了从1981年至201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工作岗位，以及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等新型智库任职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共16卷书，560余万字。
把16卷书放在一个袋子里,我试着拎了一下，一只手拎不动，两只手用力勉强着抬起来。郑新立说，这部文集有30多斤重，凝结了他大半生的心血。
我问他：“经济学不枯燥吗？”没有半刻犹豫，他肯定地回答：“一点也不枯燥，非常有趣，趣味无穷。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想不通的问题，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也许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激发郑新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是已逝的知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最初，郑新立是把这本书当成了考研究生的敲门砖，为了改变当钢铁工人的命运,他几乎把这本书的内容全背了下来。后来，他如愿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光远成了他的老师。
“于光远思想很活跃，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到现在也是最权威的。”郑新立深受于光远的影响。不过，他考取研究生那年是1978年，距今近40年,中国经济也在时间的推移中飞速发展,这样一本“过时”的书，还值得读吗？
接受采访的前两日，郑新立在深圳华为总部与任正非聊了一个下午，主题一直围绕着华为的薪酬分配比例。
据任正非说，华为的薪酬由25%的按资分配和75%的按劳分配构成。但之前是相反的。随着企业的逐渐扩大,任正非发现，可以享受接资分配的老员工，不用干活一年也能拿到几百万，而一线的工人收入却相对偏少。发现问题后，华为就开始调整薪酬比例，将更多的财富向创造价值的一线员工及研发骨干倾斜。
“没有按劳分配就不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但没有按资分配企业就没有凝聚力。”郑新立说，华为管理上的成功就验证了于光远在《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CVM”理论，只有调节好劳动消耗成本C，收入分配V，以及利润M之间的关系，企业才能良性发展壮大。
“美国、欧洲的经济学都没有这样的理论。因为话语权掌握的少数资本家手里，所以按劳分配越来越少，按资分配越来越多。但只有企业都愿意像华为这样,资本方少拿一点，劳动者多拿一点。大家才都有钱花，经济也才能运转起来。”
郑新立认为，不仅是企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仍然可以套用“CVM”理论。“所有人都在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经济下行。但产能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现在农民的购买能力还是很弱的，如果农民收入水平能赶上城里人的收入水平，过剩的产能很容易就会被消耗掉了。”
去年以来,围绕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郑新立写了十几篇文章,阐述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他呼吁，经济运行又到关键时期，各方面分歧很大，但对企业来说，是压力更是开疆拓土的商机。
“做生意不光是想着自己那点事，要读懂政策和经济背后的理论。只会琢磨挣钱的是商人，懂政治经济学的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网络时代的舆论常常被各种“网红”哗众取宠的言论占据。但愿，那些真正有思想沉淀的声音不会总被喧嚣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