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王建宙、傅成玉
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明星级企业领袖、鲜明的企业形象、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初步的跨国战略。更重要的是他们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有人将这个群落称为“新国企群落”。
来自于国资委的消息：2006年按照中央对国企改组、改制的进程和规划，所有国企将在这一年转变传统身份，引入股份制，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传承的行政模式和行政管理，传统的国企老总身份将终结，将不再具有行政级别，将不再官商一体……股东会决策，董事会选举，聘任，解聘等程序，将出现在新国企老总的职业生涯。
也就是说，国企老总行政任命将逐渐减少而让位于市场程序抉择，说白了安身立命升职发财一切靠业绩说话。这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当然更有意味的是，“新国企群落”已经形成势力。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具有市场意识和国际视野。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国际顶尖商业领袖比肩交流。他们通常将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由此不可避免地烙下一个时代最深的印迹：强烈的使命感。
不可否认，他们先天拥有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让许多企业望尘莫及，同时他们的官员待遇和某些特权又让他们常常处于舆论的一片质疑声浪中。
本期《英才》独家专访的“新国企群落”代表人物，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和中海油的傅成玉，一个执掌的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一个领导的是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开发企业。作为国企老总，他们肩负着国家经济发展重任；作为海外上市公司老总，他们是投资者追捧的宠儿。他们身后公司的总市值加起来超过1.3万亿元。游走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他们的任何商业作为都可能会刺激一系列商业神经。
这样一个群落会是未来中国商业的主宰力量吗？这样一个群落会造就出中国的韦尔奇或松下幸之助吗？
毋庸置疑，新国企老总的角色依然在剧烈错动的经济版图中蜕变。一个著名国有企业老总说：从靠人工喂养的“塘鱼”到大海里靠自己的实力去争抢食物的“鲨鱼”，是一个血腥的过程。
生物进化史上看，生存能力最强的不一定是最强壮的，就像绝迹的恐龙。于是当王建宙对《英才》记者反复说“居安思危”，傅成玉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他们的竞争压力可见一斑。
就某种意义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王建宙、傅成玉们正在打造一个中国梦。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仅是产品的输出大国，也是世界级企业家的输出大国。
今年巴塞罗那，3GSM大会现场，全球5000多家电信企业的CEO群贤毕至，而一家中国公司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家公司的总裁走上演讲台，在他发言前首先播放了一段30秒的视频短片，记述了他所在公司，在偏远山区的崇山峻岭中建设移动通信网络的艰苦施工场面，没有电源，没有道路，但就这样将一个个基站竖起来，一条条电缆铺下去。就这样全国成千上万的偏远村镇，原来连固定电话都不通，现在已开始使用移动电话了。
视频完毕，全场鸦雀无声，这位演讲者刚要讲话，忽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对这家中国公司填平数字鸿沟所做努力的充分肯定，是对这家中国公司勇于让每一个居民都享有电信基本服务所付出汗水的敬意。随后的演讲更是吸引了每一位与会者的目光，博得了一次次热烈的掌声。当天，西班牙主流媒体《国家报》如此评论：“巴塞罗那赢得了封面报道，但是所有的眼光都聚焦在中国身上。”
这家公司就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而这位演讲者正是该公司总裁王建宙。
作为全球用户最多、网络容量最大、企业市值最高的电信公司总裁，王建宙正在用国际通用语言表达来自中国的声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世界认知中国企业。
走向国际的不仅仅有中国移动，中国很多大型企业正在迈向国际市场。作为迄今中国企业涉及资金最多、影响最大的海外收购大战的主角，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被美国《时代》评为2005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时代》评语里称：华盛顿政界人士的反对最终迫使傅成玉放弃了一项收购计划。但他过人的胆识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只有像中国移动、中海油这样有着跨国影响力的公司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切身感受到中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
《英才》不想更多地关注企业宏观操作，我们想尝试着从企业领导者本身，这个似乎有些主观的角度出发，来透视人对企业的影响、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于企业领导者和企业的影响。
新国企领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其中包括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通信、中国人寿……这些进入世界500强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无一例外的都是国企。
也许有很多人不服：都是国家垄断行业，进入世界500强有什么值得骄傲？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积极的一面。他们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对那些国企崛起不服的人，至少有一点不能否认，那便是这些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世界舞台。
对于国企的诟病，其实是一种误读，新型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三股力量领导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调整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
作为国研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在2004年政协会议上就曾讲道：“尽管中国经济水平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具备了成长为世界级大企业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提下，代表国家利益的国企率先进入世界500强理所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和平环境下，国家竞争力也要靠有实力的大企业来体现。企业实力的壮大，更深层次也意味着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增强。
于是我们看到，从能源到信息产业，中国企业参与到一轮又一轮国际化的并购重组之中，而新国企也同时诞生了。
在一篇名为《新国企群落》的文章中，把崛起的国企分为两类：一是在竞争中壮大的市场化新型国企，如海尔、长虹等；另一类是传统的新型国企，他们的代表是中移动、中海油、一汽等。
对于市场化的国企报道颇多，对于张瑞敏、倪润峰等国企领导者人们也耳熟能详；但是打手机的人，却并不一定知道中移动的王建宙，给汽车加油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中海油的傅成玉。而本文通过对王建宙和傅成玉的独家专访，希望能把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背后的领导者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这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新国企领袖。
随着海外上市，以及国内全流通改革，新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虽然脱胎于传统国企，仍然带有行政级别的新国企领袖，却更加市场化、国际化，他们常常主动出击市场，寻找机会，配置资源，在他们的带领下，新国企已经能够适应市场化的生存，甚至国际化的竞争，而这也成为新国企与老国企最为显著的不同点。
在公司治理方面，新国企领导者已经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董事会在管理层任命上有充分的话语权，而如何为股东获利，成为新国企领袖必修的一课。新国企领袖在战略决策、选拔任命、监督管理、财务审计等方面以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意志为依归。
国际化难题
在采访中，傅成玉有一句话令《英才》记者印象深刻：“我们受的教育，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你想成就大事业，那么必须把个人价值和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包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小孩也是这样。”
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国家命运三者的高度重叠，成为新国企领袖使命感的根源所在。而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时，如何能够利用全球资源壮大自身，成为新国企领袖的首要职责。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尼日利亚油田，中国移动并购新兴电信市场的运营商，都贯穿着很明确的国际战略意图，但受阻隔很多，如何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行事，如何消除别国不必要的顾虑，则成为新国企领袖下一步面临的重要课题。
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同样要求公司管理的国际化，决策思维的国际化，在傅成玉看来，决策层拥有国际化的人才是解决国际化思维的关键。虽然经过国际商学院的教育，但能否像美国人、欧洲人一样思考？能否清楚准确地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担心什么？对此中国的新国企领袖们还必须努力。
随着管理层持股，以及期权制度的逐步放开，中国国企领导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李荣融2005年11月7日在中央企业不良资产责任认定和处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国资委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并抓紧修改完善，力争尽早出台实施。”
而此前，国企老总只要在其任期内没有明显的经济犯罪事实，即可很体面地换岗。换岗到政府部门就可以蒙混过关——这已经成了所有国企“亏损老总”的潜规则。如果此制度出台，央企也不可能再想办法逃废债务，如果把银行贷款转化为不良资产，相应企业领导也会被追究责任。这就从内部监管上对国企老总提出了更符合“企业”二字的要求。
在国际资本市场，新国企老总同样面临压力，市值涨落，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表决毫不含糊。如何创造公司更多的潜在价值？如何争取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新国企领袖们不可忽视。
然而无论怎么说，这些承上启下的新国企领袖更近似于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非第一代创业家。即使很多人是建立公司的一批元老，由于资本属性的先天缺失，凸显话语权的不足。然而又因为是国企，同样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较量中，会显得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这些也成为新国企领袖们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转型策略
王建宙 演绎大象快跑的人
创造1300亿美元市值，中移动跃上国际舞台。
如果登录Google，键入“王建宙”三个字，约有30多万项符合王建宙的查询结果，是包括所有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在内的CEO中受关注最多的。是各种“人物”评选的常客。然而，王建宙自己却无暇顾及这些荣誉，他想到的是如何带动中国移动这个庞然大物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大象能够快跑”是国内外媒体近两年来形容中国移动最多的词句。
王建宙来中国移动短短一年半，中国移动市值翻了一倍还多。在香港股市上，香港金融界和财经媒体将汇丰银行和中国移动这两只股票作为香港股市的晴雨表。各主要报刊经常用“中移动股价带动恒指上升”，“中移动是大市的火车头”之类的标题报道股市消息。大约半年前，中国移动的市值超越原来亚洲电信业的龙头老大－日本的NTT DoCoMo，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电信企业。而在2006年8月10日，中国移动以每股33.42美元，总市值1325.8亿美元，一举超过沃达丰公司，成为不仅在用户数全球第一、网络容量全球第一，而且在市值上也全球第一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电信一哥”。
仅依靠中国本土和香港市场，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用户最多、市值世界第一的电信公司，显然，如果中国移动再在国际上有所作为，前途不可限量。而擅于和投资者沟通的王建宙，也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宠儿。
当中国移动现身国际舞台
用英语对话世界
在王建宙的办公室，摆放着一长排相片，多是与各个跨国公司CEO的合影留念。微软的比尔·盖茨、IBM的郭士纳、沃达丰的阿伦·萨林、惠普的赫德等等。站在国际舞台，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世界对话，是王建宙的特色。
今年的3GSM大会期间，6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就手机即时通信问题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其中包括英国的沃达丰（VODAFONE）、法国的ORANGE、德国的T-MOBILE、西班牙的TELEFONICA MOVILE、意大利的TIM和中国移动。台上，上述公司CEO每人简单的陈述过后，就要回答记者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电信公司的CEO佩戴鲜艳色彩领带不同，王建宙的领带色彩内敛含蓄。
面对记者的快速提问，王建宙一一作答。虽然台上显得谈笑轻松，但后来王建宙告诉记者，其压力比接受CNN和CNBC的专访还大，因为要应付记者语速极快的英语。
虽然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攀升，中国移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但其国际化进程却接连受阻。不久前，中国移动并购某跨国电信运营商搁浅，可以说是给王建宙和中国移动上了一课。王建宙把放弃收购的原因归结为“风险和价格双高”。同时也坦承，从整体而言，无论管理层还是员工，我们都缺乏国际化的人才，缺乏国外的运营经验。
值得庆幸的是，看好中国移动的国际英才越来越多。海外演讲台上有些孤立无援的王建宙，在其他地方无论参加什么会议，都能收到各种求职信。“以前也收到很多这样的来信，但现在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给我写信的不光是学生，还包括在国外工作了十几年，非常希望为中国移动出力的人；第二，写信的不光是中国人，有很多外国人都愿意到移动来工作，愿意为中国移动的国际化提供一些帮助。”而国际化人才的不断积累，正为中国移动真正国际化打下基础。
当中国移动遭遇沃达丰
两头大象的舞蹈
与沃达丰CEO阿伦·萨林相比，王建宙的日子显得很平静。没有业绩下滑，没有董事会的棒喝。王建宙似乎如一位太极宗师，在慢慢地调息养气，练中国的内家功夫。而沃达丰之前四处出击的组合拳，传到了阿伦·萨林手里似乎有些玩不转，迅速并购壮大起来的电信巨人，危及四伏。
讲到中国移动，不免拿沃达丰进行比较，因为这两头大象有太多的不同，一个国内市场本身就巨大无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用户群；一个疯狂并购全球扩张，依靠资本助力成为行业营收老大。
现在，沃达丰持有中国移动上市公司3%的股份，谈到自己的股东，王建宙定位于战略合作关系，“我们希望利用两家的影响力，通过协商取得一些一致的意见，然后来影响整个行业，这是我们合作的主要方面。”同时，王建宙也承认：“沃达丰通过并购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他的运作经验是他最拿手的一个方面。”
与沃达丰激进的全球化战略不同，中国移动把更多的精力、资金用于投资农村市场和开发新产品。
采访中，王建宙对《英才》记者说了一句别人看似广告，在他却是真实感受的话：“我最大的享受是看着人们用手机打电话。这种享受太容易满足了，因为中国移动有2.7亿位用户。”
王建宙还有一个嗜好，爱收集手机的故事。采访中他给《英才》记者讲了几位财经名人用手机的趣事。凤凰卫视的刘长乐两个手机分别下载了中英文版的“老鼠爱大米”，而且会盲打输入汉字的绝技；星空集团的默多克又在关注手机媒体的话题。
而最让王建宙高兴的还有手机对于中国农民的应用。在河北怀来县的考察中，有两件事让王建宙印象深刻。县委书记李建华用一首介绍怀来县的歌曲作为手机彩铃，并在全县公务员中推广。另一件事是在考察时，看到农民用短信查询北京市场黄瓜价格，看到屏幕上显示：“今日京西市场黄瓜价格每公斤2.7元”。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完成了在2.6万个偏僻农村的中国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同英国的岛国经济相比，中国大陆市场本身巨大的潜力，成为中国移动不断开发的利润源泉。王建宙告诉《英才》记者，仅在除夕夜，中国移动的短信总量达到27亿条。如果按照每条平均0.1元计算，中国移动一夜收入便达到2.7亿元。
当王建宙不得不作出选择
最难平衡的三个关系
在国际知名企业CEO写的书中，王建宙最喜欢的是英特尔公司前CEO安德鲁·葛洛夫多年前写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时，摩根斯坦利的亚洲总裁首先向他推荐此书，但中文译本在多年后才出版。
在翻译中，出版社将英文书名《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中Paranoid译成“偏执狂”。对此，王建宙理解的葛洛夫所指Paranoid实际是“多疑症患者”的意思，“葛洛夫说：‘我所不惜冒多疑症患者之名而整天疑虑的事情很多。我担心产品会出岔，也担心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介绍产品。我怕工厂运转不灵，我担心用人的正确与否，也担心员工的士气低落。’‘但这些疑虑，与我对战略转移点能把企业引向灾难的疑虑相比，就不值一提了。’而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