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离婚的代价

　　是我们造就了财富，还是财富造就了我们。
　　本文的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在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同时还是“夫妻企业”的高层经理人。
　　当夫妻间的绵绵情话变成商业密语，当跟随丈夫一手一脚打出一片财富天空，她们又如何想到“人间险恶”近在咫尺？同样的巨额离婚赔偿前奏，同样的牢狱之灾悲惨收场。是丈夫“心太狠”？还是女人“不小心”？
　　避免是一回事，自制是一回事，阻止又是一回事。夫妻间有许多事或许“不可理喻”，但要一起共同治理公司有些事又非理喻不可。
　　究竟是高昂的离婚成本惹的祸？抑或是丈夫非理性的报复？我们无意纠缠于此。最让我们忧虑的是，千千万万个夫妻企业的不规范。固然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但夫妻共事“亲密无间”，不分公私，势必分出事端。
　　家庭有家庭的规矩，企业有企业的法度。亲兄弟还明算账，夫妻“缘起”就把事情做得合法、合理、合情，纵是有一天“缘尽”，也不至于落得“孽果”。李爽们的悲剧或许不是不可避免。
　　
　　李爽的成功并没有给婚姻增加润滑剂，相反，年轻、漂亮、外加女强人的各种优势为婚姻拉响了警报。
　　如果是股份制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留下回扣就是侵占，这在形式上是很简单的。但这个问题恰恰就像是设了一个局一样。
　　如此高昂的“换妻子”成本让富足的男人大伤脑筋，怎样节约离婚成本便成了一道急需攻克的难题。
　　李爽接到丈夫主动打过来的电话，是他们分居以来的第一次。当电话那头答应李爽见孩子时，李爽与丈夫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匆匆挂了电话，驱车前往。
　　京通公路上的车速很快，一路上李爽不停地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询问李爽的具体位置，什么时候到家？
　　当车开到京通快速路八里桥收费站出口处时，李爽却被警察截住了，并连人带车被带到了公安局。之后，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对李爽实施逮捕。
　　李爽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见到丈夫，而是由警车把她带进了拘留所。在此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李爽在这场刑事官司里历经两次判决。由于丈夫拒绝为自己作证，李爽败诉，获刑五年。
　　
　　高达900万元的离婚赔偿
　　
　　现年31岁的李爽，曾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后进入房地产界，原天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丈夫为天旭达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李爽进入地产圈完全源于与丈夫的婚姻，是婚姻结束了李爽默默无闻的舞蹈生涯，也实现了很多女人心里“嫁个有钱人”的梦想。作为“嫁个有钱人”的潜规则，李爽成了“全职太太”。
　　不可否认，李爽的婚姻前奏曲是幸福的，尽管自己的丈夫已年近六十。但跟所有描写豪门恩怨的电视剧一样，名车、别墅与离婚、财产分割、法律等各种时尚元素充斥其中。
　　李爽的婚姻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劫数。特别是当李爽放弃安逸的“全职太太”而走到丈夫公司的前台时，婚姻便走出了温室开始氧化。
　　应李爽的要求，她开始从事公司的地产销售工作。李爽没有让丈夫失望，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便使自己名声大噪，在业内获得了“美女操盘手”以及“地产美女”的殊荣。
　　李爽的成功并没有给婚姻增加润滑剂，相反，年轻、漂亮、外加女强人的各种优势为婚姻拉响了警报。
　　离婚已经不可避免。2003年1月20日，经过几番谈判，李爽与丈夫达成离婚协议，协议规定，丈夫付给李爽住房一套、公司名下的奔驰汽车一辆、财产折价款900万元。为了保险起见，离婚协议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但双方并未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
　　但就在离婚协议签订后两个月的3月25日，李爽却被公司免除了一切职务。半个月之后，通州公安分局接到匿名举报信，举报李爽在公司任职期间有职务侵占行为，2003年6月6日晚上6点，李爽被警察带走。
　　李爽被公安机关抓走的理由很简单。根据匿名举报信以及公安机关的调查，2003年2月底3月初，李爽在担任北京天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利用与北京中亚博文广告有限公司洽谈户外广告发布合同之机，在实际洽谈广告发布费为170万元的基础上，以其公司提现金为由，将双方签订合同上的广告发布费增加到198万元，多出的28万元扣除税款后，李爽将余款25.2万元占为己有。
　　对于飞来的横祸，李爽并不认命，更不承认自己有职务侵占行为。在李爽看来，北京天旭达房地产公司是自己家的公司，自己与该公司法人代表，公司董事长为夫妻关系，在自己与丈夫的离婚协议书中，丈夫已经同意给自己离婚费用900万元，但一直没有兑现。后来丈夫告诉自己可以通过与其他公司签合同时多加些数额，让对方返回现金的方法解决。
　　而此次25万的广告回扣款正是李爽通过“非常方式”所拿的第一笔钱。而且李爽还指出自己与广告公司的合同是自己丈夫签的字，让对方返还现金一事，丈夫也知道。
　　
　　“问题像是设了一个局”？
　　
　　李爽的丈夫是否真的授意李爽以“回扣”的方式来实现900万的离婚赔偿？这是不是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法院会不会采信李爽的说法？
　　李爽的辩护人，有着“中国第一刑辩”之称的田文昌律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个案子从表面形式上说，那是够得上犯罪的，如果是股份制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留下回扣就是侵占，这在形式上是很简单的。但这个问题恰恰就像是设了一个局一样。”
　　从田文昌那里我们还了解到，李爽出事的这个广告具有连续性，是公司续签的合同，“原来的广告费没有这么多，多出这部分显而易见，李爽说她丈夫很清楚”。
　　而且对于这笔广告回扣款，不仅是李爽的丈夫知道，李爽所负责领导的部门也清楚这个事情，“李爽还说将来给他们发点奖金”。
　　遗憾的是，田文昌并没有找到这些知情人。“我接了案子以后跟这些人联系，通了电话说找他们取证，都答应了，可第二天却找不着人，后来我们申请法院，法院也找不着。这些证据就都取不着了，变得很被动”。
　　也许谁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本案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能证明李爽拿回扣是丈夫的授意，或者能证实李爽对于这笔回扣款是“公开”拿的，李爽就会立刻变清白。而如果没有人出来证明这一切，李爽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
　　“李爽不在乎这点钱，原因不在这，最后拿钱了没？拿了！谁让拿？老公让拿的！确实是老公让拿的，但是老公说没让她拿，人家不出这个证据。”李爽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无奈。
　　对于李爽的丈夫“知情”回扣的说法，李爽丈夫也作出了回应，并声称广告发布时自己正在生病住院，“出院后我看到广告牌，觉得不理想，找广告公司商量重新做，后广告公司经理刘某找到我说，重新立广告牌不好办，并且将李爽以回扣形式提取现金情况告知，我这才知道她拿回扣的事。”
　　这样的情形显然对李爽不利，但田文昌并没有放弃，经过调查，田文昌又获得了另外的证据。
　　“分析和调查之后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公司财产和家庭财产关系是分开的还是合营的。一个事实是李爽多次讲他们家所有的开支，大到汽车、房子，小到卫生纸全都是从公司账上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田文昌从李爽与丈夫的离婚协议书中找到了问题。“其中在一条协议上把公司名下的汽车划给了李爽，这是有证据的，协议上写明那个车是公司财产，但给李爽开。”
　　这样的发现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对此，田文昌告诉记者，鉴于这些事实至少可以作出以下推断：
　　首先，李爽丈夫的公司是一个家族企业，公司和家庭的财产是合一的；
　　其次，即使公司不是家族企业，是股份制企业，那么只能说明是李爽的丈夫长期以来在对公司财产进行侵占；
　　第三，这种长期以来把家庭开销用公司支付的做法，足以使李爽产生这样的认识，一直认为自己拿的就是丈夫的家庭财产，因此李爽并没有职务侵占的故意；
　　最后，退一万步讲，李爽的丈夫是公司大股东，李爽丈夫的钱就是他们夫妻俩共同的财产，那么至少在25万里面的一大部分本身就属于他们夫妻的，就算定罪也不应该以25万来定罪，至少要按照投资比例剔一部分出去。
　　对于这样的推理，田文昌向法院主张对李爽丈夫公司的账目进行审查，但法院却以“与本案无关”为由予以驳回，田文昌费尽心思找到的突破口再次被封上。
　　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我们不得而知，毕竟还有很多的逻辑存在混乱。
　　就像李爽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自己所拿的25万元与丈夫的资产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退一步说，凭丈夫的影响，自己根本不用一直呆在看守所，最起码可以办理取保候审。从丈夫一系列的行为来看，他完全是在设套陷害自己”。
　　
　　另一段豪门恩怨
　　
　　与李爽的遭遇相比，普兰店市崔清的经历更为离奇。
　　2001年3月20日，在崔清与丈夫的离婚官司法庭上，崔清被警察带走，之后她在看守所里呆了1200个日日夜夜。
　　在被捕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崔清经历了数次开庭审理，以涉嫌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罪名，先后被判15年、5年、10年有期徒刑，而在这些所有的罪名当中，无不与崔清丈夫的公司相关。
　　与李爽相比，崔清是幸运的，3次被判有罪后，崔清3次上诉，近日终于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其无罪释放。
　　与李爽相比，崔清又是不幸的。崔清与丈夫的婚姻并不是李爽式的“半路夫妻”，崔清与丈夫不仅是结发夫妻，而且其家庭财产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都能看到崔清的心血。
　　但一切并没有因此而善终，崔清的婚姻随着财富的增长走到了尽头，更离奇的是，她在与丈夫离婚的法庭上被警察带走，而且一关就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