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像病毒一样在全世界蔓延的时候，CPI发起了一次世界性的“高烧”。
2009年12月24日，印度宣布，其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截至12月12日的一周，该指数同比上升18.65%；同一日，越南国家统计局也宣布，CPI同比上涨6.52%，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和越南、印度一样被通胀所困的还有伊朗。2007年，伊朗国内通胀率一度达到29%，2008年也维持在25%高位，2009年虽然出现下降，但预计平均通胀率仍将达到17%左右。
俄罗斯也一直与通胀保持着“战斗状态”，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中旬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去年俄罗斯通胀率达8.3%，而就在去年12月29日，俄罗斯总理普京表示，2009年底俄罗斯的通胀率大约为9%，这还是一个“纪录低点”。
对于中国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股市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热度再次飙升、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扬……在去年10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政府首次提出了管理通胀预期的概念。
全球通胀压力环环相扣。各经济体为救市注入巨额流动性，在全球央行携手努力下，市场流动性创下“二战”后最高水平。
当前，理论界对经济复苏的趋势不再持怀疑态度，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却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将出现大幅走高的通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将会制约通胀的形成。
那么，一些国家的高通胀率到底预示着全球性通胀真的来了，还是所谓的通胀预期在不断扩散？随着新兴市场通胀压力的不断升级，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热钱摧毁新兴市场
从趋势上看，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是全球同步的。
2007年，当津巴布韦共和国的通胀率写下2.31亿%的天文数字时，我们还觉得通胀似乎离我们很遥远。而今，当这个全世界恶性通胀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深陷经济泥沼之时，距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亚洲国家——越南和印度也开始通胀了。
2009年12月24日，越南和印度不约而同宣布国内出现了高通胀。有报道说，目前印度75%的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许多老百姓不堪忍受高物价，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物价上涨。有专家认为，越南和印度的高通胀，都是源于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根据越南统计局的分析，其CPI上涨主要源于大米价格高涨推高了食品成本；而印度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创11年来新高也主要是受土豆和蔬菜价格上涨的影响。
事实上，从趋势上看，新一波农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是越南和印度两个国家独有的现象，农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是全球同步的。除了气候因素造成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以外，国际期货市场货币流动性泛滥、各路炒家蜂拥大宗商品市场也是引发农产品期货牛市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危机期间，农产品、石油、矿产资源都成了投机资金的避风港，2009年经济作物期货如原糖、棉花、大豆等，都经历了一轮价格暴涨的情况。
可以说，造成越南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外来投资。随着全球经济自去年春季开始复苏以来，国际热钱就开始大肆涌入新兴市场，以排山倒海之势争先恐后地频频刷新着资金流入的纪录。
据专业资金流向调研机构EPFR的报告显示，截至12月23日，2009年全年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的资金总流入量高达803亿美元，创下自该公司1997年开始跟踪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这个数字是495亿美元。在此情形下，如果欧美市场保持其当前的低息政策不变，而其经济复苏的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开放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一旦美国加息，国际热钱很可能会撤离新兴市场，突然的抽离必将会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迪拜危机之后，人们对于热钱的担忧更多了，俄罗斯甚至将限制热钱流入列为2010年工作的重点。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去年12月29日表示，将致力于制定新的法律，以便限制投机资本入境。
全球掀起“退出潮”？
如何在保增长的同时防通胀，合理引导通胀预期，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新兴市场的通胀像传染性病毒一样在全球引起了恐慌，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了吗？通胀压境，逼得全球各经济体纷纷出招迎战。
2009年12月28日，美联储推出了一项针对银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当美联储决定部分回收金融危机期间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时，就会采取这项提案，此举被认为是美联储“退出策略”的前奏。
此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该行将逐步撤回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应急措施，以防止可能的通货膨胀。特里谢的这一表态，标志着欧洲央行正式迈出了解除非常规举措的第一步。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甚至会成为全球主要央行拉开“退出”措施的序幕。
以色列、巴西等经济体也已开始采用或酝酿一些收紧流动性的新措施。以色列央行宣布，2009年12月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为去年第三次加息，而其在去年8月成为自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第一家上调基准利率的央行。以色列央行借加息来宣示对抗通胀的决心，其利率政策方向已经很明显，今年还将进一步加息；而巴西也宣布迫于通胀压力，多数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于今年退出。
“退出”似乎成了当今世界的又一热词。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追随全球“退出”的步调。
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由于中国担心“刺激经济政策过早退出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继续维持。
在经济复苏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退出政策也许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目标相异，刺激经济的措施和退出方式、时间也理应有别。专家认为，适度的通胀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转型的前提，因为经济增长需要继续宽松的政策支持，而资源价格改革被视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但这两项政策都是通胀的内在动力。
那么，当前的中国是不是就没有通胀的压力了呢？
“我们估计今年的CPI将在3%—3.5%之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CPI平均水平是4.8%，实际上，中国的通胀还是很严重的。”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中国的CPI构成并不能如实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就像行驶汽车，里程表是坏的，你加油已经开得很快了，时速表显示是60，你的车都几乎停下来了，时速表却还显示30。”
潜在的通胀压力很大，能否将通胀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才是关键。
在钟伟看来，今年物价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公众对通胀的预期。“从2009年10月开始到现在，M1的增速明显快于M2，表现出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正在活期化，这就是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抬头的明显标志。我觉得去年11、12月对房地产的购买，基本都是恐慌性的购买，这反映出通胀预期猛烈的抬头。怎么管理好通胀预期将是个难题。”
事情本身往往并不可怕，恐惧的根源在于我们对恐惧丰富的想象力。克鲁格曼曾旗帜鲜明地表示，“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更让人恐慌。”由此看来，如何在保增长的同时防通胀，合理引导通胀预期，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