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底4月初的瑞银集团“不太平”。
先是该投行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部总监袁淑琴正式辞职；随后的4月10日，又有媒体爆料称黄燕铭亦离任瑞银证券研究部主管一职，其在瑞银证券及瑞银集团之职责有待安排。侯延琨将出任瑞银证券研究部主管。
瑞银的证券业务有三个部分：销售部、研究所和资本市场部。黄燕铭分管研究所，袁淑琴则是整个中国证券部的主管。
袁淑琴的离去，恐怕标志的并不仅仅是瑞银集团在华业务一个阶段的结束，更可以看作是Q F I 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业务的岔路口。
辞职不意外
此番连续人事变动，可谓“一锅端”。这符合瑞银的一贯风格，只要有人事调整一定就是一条线上的，谁也跑不掉。
比如，2009年3月10日瑞银集团亚太区投行部主管Robert Rankin正式离职。随后很快亚太区股票衍生部门的两名联席主管Min Park与Kenneth Pang双双请辞，并将带走10名下属。
伴随着新一波的“人事地震”，关于“瑞银证券研究团队解散”的传言在业内四起。
作为国内仅有的两家全牌照外资投行，瑞银证券研究团队的实力有口皆碑，因而传言一度引发券商业人士对行业现状的激烈争论。
2003年瑞士银行集团QFII获得通过，袁淑琴成为瑞士银行集团中国证券市场的主管。当年7月9日，袁淑琴代表瑞银撒下了外资在中国QFII的第一单，此后近10年间，凭借在QFII业务上的独领风骚，袁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也借此获得了包括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在内的诸多令人“艳羡”的职位。
黄燕铭则是于2010年9月从申银万国研究所副总经理的职位跳槽至瑞银证券。当时任命黄燕铭为公司研究主管。而陈李、高挺等业内知名分析师均是被黄燕铭招至麾下。瑞银研究团队也从20多个人的队伍发展到50多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两个叱咤江湖的人士如此狼狈呢？
有报道称，袁淑琴长期在香港，并不熟悉内地研究市场，而且古板，放权不够。这和土生土长且召入众多“死党”的黄燕铭形成了巨大的冲突。而相比本土的研究团队，外资投行的研究风格更偏向于独立第三方，较少涉及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其明星分析师的专业素养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也经常被本土分析师斥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此种分析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在像瑞银集团这样的国际大型金融集团当中，派系斗争屡见不鲜，理念冲突并不影响一起做事。因此，辞职其实是一个被各方用来回避矛盾的最好“托词”。
当市场人士纷纷将袁淑琴的辞职，描绘成其和黄燕铭的矛盾冲突导致的最终结果时，殊不知，业务是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关键。在投行忘记这一点，就意味“走人”的时候到了。
虽然袁淑琴的职位描述为“中国证券主管”，但在瑞银集团内部，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业务，袁更多的是“销售主管”，其角色甚至于可以看作是因为QFII业务的蓬勃发展和巨大商机，瑞银需要一个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又可以和中国市场相对接的合适人选。
在QFII进入中国伊始，很多外资投行，特别是在早期以欧美投资银行为主体的“代客理财”型QFII中，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投资银行家、销售明星几乎没有。
像袁淑琴这样生在香港、学在美国、拥有丰富的法律从业经验和投资银行实务经历的人成为了瑞银的不二人选。但随着QFII业务的进展，大量在海外从事金融工作的精英们纷纷看到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机会返回国内，袁淑琴的“比较优势”荡然无存。
不可否认，借助QFII业务的成功，瑞银集团几乎获得了想要的一切。
2002年11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获得QFII资格的境外投资机构，可以参与国内证券市场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币为交易单位的A股）。
瑞银集团为在华首家取得QFII资格的境外投资机构，至2004年9月共拥有8亿美元的投资额度，是Q F I I中目前最大的投资额度。同一年，瑞银集团获中国银监会批发北京分行牌照。
2006年12月，瑞银北京分行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4.9亿元人民币，国内首家外资入股、外资管理的全牌照证券公司，其主要股东为瑞银集团，总部设于北京。主要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固定收益、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
但随后的几年中，袁淑琴领导的团队在业务上“裹足不前”。瑞银集团在获得了总计8亿美元的额度后，一直很难获得突破，以至于每年的瑞银集团中国投资大会几乎成了袁淑琴的“抱怨会”。
裹足难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新增额度，瑞银集团做大在华证券投资业务就是空谈，同时，庞大的客户需求依然走强，这也使得实际额度和需要金额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缺口。
伴随国际市场的急剧变化，由于对投资A股持有良好的预期，很多外资不得不在“最好的时刻”选择其他外资QFII合作。
瑞银显然多少有些失落，毕竟，在QFII政策推出伊始并不为国际投资人看好，而在袁淑琴的力主下，瑞银集团积极配合有关监管部门的政策，在投资A股方面投入不小。但巨大的投入和不能继续获得额度而导致的经营压力，日益凸显。
现实的瓶颈是：瑞银集团的作用类似经纪，它的经营状况完全取决于所掌控的额度，额度越多，其获得的服务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就会越多，而如果额度“踟躇不前”，则瑞银集团的投资脚步也将裹足难行。
更为重要的是，监管机构对于类似瑞银这样的“中间商”角色的“疏离”。毕竟投资银行类QFII其实就是代客理财，背后的客户究竟是谁，就成为了一个谜团？
尽管目前国内QFII政策相对比较谨慎，但通常情况下，投资银行会为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流动性，即客户要求买卖某只股票时，在资金的汇出上会有时间限制，QFII往往会首先垫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市场的波动，有悖推行QFII的初衷。因此，监管机构越来越将重心转移到了海外的养老基金、保险资金，这些资金的投资要求非常透明，也使得它的确可以扮演市场稳定器的角色。
实际上，投资银行类的QFII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针对外界所谓瑞银部分操作快进快出的质疑，袁淑琴曾经表示不理解：“中国的问题在于散户太多，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还是机构投资者。所以请大家不要以瑞银为风向标，我们只是按客户的要求办事，所以未必每一笔都是聪明的操作。”
在QFII操作伊始，众多海外投资基金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虽然很大，但中国是一个新兴的陌生市场，因此，许多机构在是否投资中国问题上举棋不定。
这种情况下，瑞银集团确是走在前面，几乎是在用自己多年和客户交往过程中的优质服务和品牌来游说这些投资者，希望他们可以投资中国A股。许多机构对即将投资的市场感到陌生，但依然选择了通过QFII模式进入中国，这和投资银行在其中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
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袁淑琴的走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