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这么不喜欢受制约？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过我这样的经历。
1962—1968年我上小学，正好赶上“文革”。我亲眼见到村里的那些大队书记们凭借权力为所欲为，生活极其腐败。从此便对来自官权的、指手画脚的管制非常反感。
初中的时候，我离家去湖南茶陵县的界首中学读书。那时没有钱，大家都自己带菜、带米到学校上六天学。你可以有很多东西，但这些产品不能到市场上卖，否则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的。
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发现自己是个爱自由的人。没有过这种生活经历的人恐怕很难想象，一天吃一斤米，走一百天就要扛上一百斤的粮食，最多也就能从湖南走到湖北。我意识到，没有足够的货币化、或者在反货币化社会里面，人的自由会受到太多的限制。
长大后，我还差点为了自由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
那时我在国防科技大读研究生，刚入学遇上反精神污染，规定学生不能留长发也不能穿奇装异服。有一天，系里的政委、系主任和其他的老师把所有同学叫到大操场挨个审视。
我当时特别愤怒，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凭什么他们把我们抓出来，命令我们站在这儿，让他们这样看着？政委从我身后走过的时候，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抑制住自己想要踢他的冲动。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队长，他很震惊：“陈志武你怎么能这样想？”作为部队出来的人，队长习惯了随时被各种眼光审视，对自己的私人空间没有任何概念。但我不同，我把那些审视的目光视为一种侮辱。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真的把尊严和权利看得很重。
总之，小时在老家的观察再加上后来的种种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真的很热爱自由。尽管我也会同意接受一些方方面面的约束，但愿意接受哪种约束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应是别人强加给我的。
国防科大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转型期，我发现自己对工程并不那么感兴趣。我当时认为总是跟机器、跟物理现象打交道的生活让自己离社会太远了。
那时也比较理想主义，觉得中国泱泱十几亿人，关于政治话题、自由和制度的话题却没太多人研究。我想，如果没有可靠的制度安排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就算机器造得好、楼房建得好，工程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所有的物质财富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
所以，金融危机后，我特别怕听到领导、学者们说要回归实体经济，意思是金融可以发展但不要太过了——这完全是基于农业社会观念的理解。
有没有给社会做贡献，不能以是否生产了有形的东西作为基本判断体系。金融交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生产什么，但实际上，通过不同的金融品种和契约的交易，不同的人可以把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承受的风险交给别人，同时也会帮别人承担一些他们不想承担的风险。这样一来，每个人可以不必像原来那样通过自己的血缘、家族等就能达到安身立命的效果。
实际上，美国在过去40年中的金融创新和发展主要都集中在家庭和消费者金融领域。中国也需要补这一课，我们这些从事金融教学研究和金融从业的同仁们，任重而道远。